作者简介：招富刚，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编辑，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

      提起重大科技专项，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等，因为这些成功的科技计划和工程都曾在科学技术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国内外重大科技专项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府无一例外地都是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主体。重大科技专项的投入大、风险高，为什么政府还要组织重大科技专项呢？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子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组织重大科技专项？第二，为什么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主体是政府？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重大科技专项的存在依据和组织主体问题。相应地，对“为什么政府要组织重大科技专项”的回答也就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重大科技专项的存在依据，不妨称之为“重大科技专项的本体论”；第二，政府成为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主体的依据，可称之为“重大科技专项的主体论”。

      一、重大科技专项的本体论

      根据总结、调研和分析，我们可以将重大科技专项的存在依据归结为三种带有功能主义倾向的观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的“支撑需求论”，转变创新模式的“集成创新

论”，以及克服国家创新系统失效的“克服系统失效论”。这三种观点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重大科技专项的功能和作用。

      1．支撑需求论

      不管是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都存在许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这对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所产生的关键技术的突破解决了瓶颈问题，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有力的支撑。因此，组织重大科技专项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战略选择。只有凝练一批具有高度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科技专项，集中资源和力量协同攻关，才能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提供坚实可靠的科技支撑。

      2．集成创新论

      当代任何科技领域的发展都将依赖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综合集成。在重大战略技术的发展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进行组织和集成。通过实施具有极好的关联性和集成性的重大科技专项，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群的成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长期以来比较注重单项技术，这种单项创新模式因为缺乏与其他相关技术的衔接，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新兴产业。因此，组织重大科技专项，注重跨领域、跨学科的技术集成，促进创新模式从单项创新向集成创新转变，成为我国的战略选择。

      3．克服系统失效论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出现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是由公、私领域的机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的。国家创新系统由一系列要素———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等，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资金信息的流动、法律和政策的联系等构成。国家创新系统会出现系统失效的情形。系统失效包括网络失效和制度失效两方面，前者指创新系统中各组织之间缺乏联系，后者指创新系统中的组织绩效不佳或法律、规则等阻碍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需要通过某些方法修补和克服国家创新系统的失效。

      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对国家创新系统有调整和增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重大科技专项既可以增强创新系统内效率不高或能力低下的部分（如提高企业技术能力），又能够加强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增强产学研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重大科技专项成为克服国家创新系统失效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重大科技专项的主体论

      对“为什么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主体是政府”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市场失效”理论，即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某些科技领域的最优化配置，必须由政府介入和调控。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将重大科技专项的主体论归结为三种观点：市场失效论、不确定性论和比较收益论。这里我们依然采用学术界常用的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二分法进行分析。

      1．市场失效论

      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非常高效，但却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局域性。随机性会使配置行为的目标追求发散，因而需要从总体上向国家目标收敛；局域性则使创新活动的全域中出现市场低效区和市场失效区，市场低效区需由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联合发挥作用，市场失效区的资源配置则往往主要通过政府行为来完成。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保障、产业共性技术的提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地位的研究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政府加以组织。事实上，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育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大量市场低效或失效的领域，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而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市场体系本身还相当不完善，市场发生效用的范围还较为狭窄，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行为还经常为原有体制的惯性因素所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配置和激励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对于重大科技专项来说，其实施领域主要包括：国防领域；公益（卫生、环境等）及基础研究领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国防领域的重大科技专项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不适合企业投资。公益及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出具有公共品的属性：非竞争性——个人的消费不妨碍其他人的消费，非排他性——不可能或者很难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因而企业不会考虑投资，或者即使投资也非常低效。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重大科技专项，一般定位于产业的预竞争和共性技术，这些技术距离商业化较远，溢出效应显著，对企业来说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获益不足，因此单个企业没有投资的冲动。

      由政府充当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主体，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及多部门协调攻关，并在资金、政策上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持，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市场失效或低效领域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已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

      2．不确定性论

      不确定性论是市场失效论的延伸，它从反面论述企业单独承担重大科技专项所面临的问题。假设企业要独自承担起具有市场前景的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工作，那么它将面临以下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1）市场不确定性。由于重大科技专项一般周期较长，而且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存在时滞，刚上项目时的市场状况与开发出新产品并推向市场时相比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企业不能把握市场需求在未来发生的变化，不能确定新技术的市场前景。如果新技术一开发出来就过时了，那么这种技术将被市场无情淘汰，企业的研发努力便会付诸东流。日本高清晰度模拟电视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人耗费大量财力、人力、物力研发成功的高清晰度模拟电视一经推出就被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淘汰出局。

      （2）技术不确定性。企业不能确定在重大科技专项的研发中是否一定能产生技术突破，不能确定技术突破在何时发生，不能确定研发得到的技术成果是否能有效解决该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不能确定技术成果能否通过中试，不能确定技术突破对现有技术结构产生何种影响及其后果。

      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研究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该计划实施1 0 年，耗资4 亿多美元，由于在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方面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最终于1 992 年宣布失败。

      （3）收益不确定性。即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获得成功，它也无法确定其获得多大的收益，但是能确定的是，企业肯定不能获得其创新活动的全部收益。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一旦获得成功，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技术情报、逆向工程等，以较低的研发成